孫祁祥:全球化時代的“隔離”與“擁抱”——新冠疫情留給我們的思考

當14世紀意大利的威尼斯共和國對疑似攜帶瘟疫的船隻及乘客採取40天的等待期,由此發明了“QuarantaQiorni”(英文:quarantine,中文:隔離)這一語詞的時候,恐怕沒有人會想到,在21世紀的今天,這一詞彙成為當下使用頻次最高的詞彙之一。

當亞當·斯密在其1776年發表的現代經濟學的經典鉅著《國富論》中提出,分工將會極大提高勞動生產率及增加物質財富,並由此奠定了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理論的基石時,恐怕沒有人會想到,在21世紀的今天,“中國停工導致全球藥企庫存告急”(英國金融時報)。

當馬克思在1857年撰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提出,"人是最名副其實的政治動物,不僅是一種合羣的動物,而且是隻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時,恐怕沒有人會想到,在21世紀的今天,人類這一合羣的高級動物必須為生存、為保命而被迫進行隔離。

當高科技席捲全球,人人都在試圖使用越來越fancy的高科技產品的時候,恐怕沒有人會想到,在21世紀的今天,小小的口罩成為人類社會當下最緊俏的“戰略必備物資”。

當“昨天”互聯網給了我們“天涯若比鄰“的便利以後,人類自己通過微小的屏幕演繹出了“比鄰若天涯”的場景時,恐怕沒有人會想到,在21世紀的今天,面對面的交談、無拘束的擁抱,會成為人們的一種奢望。

這些“沒有想到”的震撼性在於:“隔離”,這一有悖於人類天性和經濟增長的事物,發生在被哈佛大學著名政治家桑德爾教授所稱的“世界將成為不受各國邊界限制的全球市場”、本質屬性為“互聯”的全球化時代。

自2020年3月11日世界衞生組織宣佈新冠疫情已具備大流行特徵以來,疫情在全球範圍內加速擴散,並迅速演變為全球性的重大公共衞生危機事件。在過去的兩個月中,全球每天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羣和死亡病例數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疫情的全球性爆發,不僅造成了重大的人身傷亡,而且對經濟、社會、地緣政治、國際關係、世界秩序等各個方面都已經產生,並將繼續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場危機給人類留下了太多的傷痛和打擊;也留下了太多的作業和問題,我對以下問題有一些觀察與思考,提出來與大家討論。

第一,新冠疫情是21世紀人類所遭受的一個集公共衞生危機、經濟危機、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為一體的重大災難事件。

各類風險的發生都有可能產生疊加效應,但類似新冠肺炎這樣的新型傳染病的疊加效應更強,這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反映出來:首先, 客觀的疾病威脅與主觀的恐慌情緒疊加;本土經濟受損與全球經濟受挫疊加;即期的生命健康影響與深遠的社會政治影響疊加。根據世衞組織發佈的疫情消息,截至4月20日,全球至少有67個國家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其中法國等部分國家甚至已宣佈進入戰備或戰時狀態。德國總理警告稱,此次疫情是二戰以來面臨的最嚴重危機。美國50個州、首都華盛頓特區以及美屬四個海外領地同時進入“重大災難狀態”,這在美國曆史上尚屬首次。截至北京時間4月26日,疫情已蔓延至213個國家,全球累計確診超290萬例,累計死亡逾20萬例。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指出,全球範圍內的病毒傳播已使各國的衞生系統不堪重負,導致了社會混亂。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新冠疫情所產生的危害絕不亞於歷史上任何一場慘烈的戰爭。

第二,如果我們將鏡頭對人類發展的整個歷史進程做一次掃描的話,可以説,新冠疫情只是人類所遭受的巨大災難中的“又一個”而已。疫情終將過去,人類終將前行,這是基於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得出的結論。

遺忘是人類的天性,否則,“忘記過去就意味着背叛”的呼喊,也就不會如此的“振聾發聵”。通常來説,人們在關注當下所發生事情的時候,會因為“感同身受”而更具“切膚之痛”,但實際上,如果回望歷史,我們就會發現,史上不乏許多類似今天,甚至比之更為悲慘的災難事件。

美國作家傑伊·羅伯特·納什在其《最黑暗的時刻——世界災難大全》一書中,記錄了從上古時期至上世紀70年代,人類所發生的數千起災難事件,慘不忍聞。這裏僅舉為世人熟知的幾例:”發生於公元前430到前427年雅典的大瘟疫,襲擊了整座古希臘羅馬城,近1/2的人口死亡,整個雅典幾乎被摧毀;公元250—265年,發生在羅馬帝國的淋巴腺鼠疫幾乎摧殘了這個國家。每天平均有5000多染病者死亡,許多城市人煙消失;發生於中世紀的歐洲的“黑死病”,奪走了2500萬人的生命,佔當時歐洲總人口的1/3;發生於16世紀的美洲瘟疫,導致400萬到500萬的原住民中的大多數感染上了由歐洲人帶來的麻疹、天花、霍亂等疾病,並在幾十年中相繼死去;發生於1666年的倫敦大火,毀滅了396英畝的地區,400條街道上的13200間房屋和87個教區的教堂;發生於18世紀歐洲的天花病毒,肆虐數百萬人口;發生於1918年的大流感、造成數千萬人喪生;發生於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導致7000萬人傷亡……

1976年至今,又發生了多少讓我們記憶猶新的大災大難?實際上,縱觀人類社會產生以來的歷史,它一直就是在各種災難事件不斷髮生、人類不斷應對、不斷戰勝災難事件的過程中曲折前行的。指出這一點,不是為了撫平和忘卻當下的傷痛,而是為了汲取繼續前行的動力。就像《最黑暗的時刻——世界災難大全》中譯本出版者所説:“這部洋洋百萬餘字的鉅著不僅展現了世界末日悲慘恐怖的情景,更是讓讀者看到了人類精神的閃光”。

第三,風險演化規律提示我們:風險發生的不確定性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永遠是與人類社會相伴相生的“基調”;這一規律還顯示,近現代社會以來,由各類風險引發的危機發生的頻率越來越高;危機蔓延速度越來越快;危機的交互影響越來越深;危機所造成的損失金額越來越大。

自21世紀以來,人類面臨的風險和挑戰不斷升級:2001年的911事件、2003年非典、2004年印度洋海嘯、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2008年汶川大地震、2009年全球甲流H1N1,2013年非洲埃博拉,2020新冠病毒……2020年世界達沃斯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對約1000名全世界專家的問卷調查顯示,今後十年間,將有涉及到經濟、環境、地緣、社會、科技等五大領域的30項危險因素。其中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氣候變化、極端天氣、水資源危機、自然災害、生態系統損害、網絡攻擊、關鍵信息基礎設施故障、人為的環境災難和傳染病蔓延等,為影響力最大的十大全球性風險。

可以肯定地説,此次新冠病毒絕不可能是人類所遭受的最後一次災難。而人類未知的邊界永遠大於已知,這是常識,也是“絕對真理”,對於傳染病這類風險來説更是如此。

與“恐怖襲擊”和“金融危機”這些純粹的“人為災禍”不同,傳染病毒,特別是一些高危病毒,由病原體生物產生,經人類活動傳播,這種具有“自然”與“人為”雙重因素的風險發生機理,導致更多未知和不確定性因素的存在。新冠疫情發生至今已有四個多月了,但許多東西仍是未解之謎,許多新出現的現象不斷挑戰人類的“常識”,突破人們認知的“底線”。

這些都説明,人類對新型病毒的認識是一個不斷深化的過程,同時也表明了“人類”與“冠狀病毒”這樣一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非人類之間的“博弈”之艱難,因此,人類需做好長期準備。

第四,通過對災難的反思,積累經驗,汲取教訓,避免錯誤,這是人類社會不斷前行的重要祕籍;但如果不汲取教訓、或者反思的“思維”和“視角”不對,由此所得出的結論也會大相徑庭,對未來經濟社會的繼續前行必將產生嚴重後果。

中世紀發生的黑死病成為文藝復興的直接導火索,催生了歐洲對醫學、科技乃至藝術的重新認識;1666年的倫敦大火使英國成為現代財產保險制度的濫觴;二戰結束後,為打破冷戰局面,促進新國際秩序形成,以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為主要宗旨的聯合國成立;1952年發生的倫敦煙霧事件,推動了英國《環境法》的出台,並由此喚醒了世界各國對工業文明的反思;2004年發生的、世界近200年來死傷最慘重的印度洋海嘯,促進了印度洋和大西洋全域海嘯預警系統的建立……

歷史上的許多重大災難事件成為改變歷史進程的催化劑。曾被視為蘇聯強盛的國力象徵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於1986年4月發生爆炸,其輻射量500倍於美國投放在日本的原子彈的特大核泄漏事故,此危機事件成為蘇聯解體的重要導火索之一。

近期,《柳葉刀》總編輯理查德.霍頓先生在接受中國電視台採訪時指出,“2003年爆發的非典疫情,實際上已經傳播到了一些西方國家。在過去的一代,我們已經瞭解病毒跨國傳播的風險”“中國瞭解到這次疫情和非典病毒類似,威脅非常大,所以果斷決策。而西歐國家並不認為這是類似於非典的病毒,頂多是另一波流感。這是嚴重的誤判。中國是對的,我們是錯的”。“這次新冠病毒的爆發顯示,我們並沒有從中得到教訓,沒有認識到病毒的危險性,這是悲劇,這是真正的人類大災大難”。應當説,這是一個非常客觀、理性和深刻的觀察。

具體到中國來説,這場疫情的確是一場大考,它既顯示出了我們的許多優勢,但同時也暴露出許多方面的問題,值得人們認真思考:比如説,新發傳染病的預防控制體系、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新媒體時代下社會公眾的媒介素養、舉國體制的特定目標與實施條件、混合所有制,特別是民營經濟的未來發展、以問責為導向的幹部考核機制、公民社會的法制化建設等。反思是必要的,但如果反思的“思維”和“視角”不對,由此所得出的經驗教訓也將大相徑庭,對未來經濟社會的繼續前行必將產生“南轅北轍”的後果。

第五,經濟全球化的產生與發展有其深刻的歷史依據與理論邏輯,其趨勢是不可改變的,但信息社會的全球化與工業社會的全球化在其基礎、演進過程與實現方式上必然呈現出差異。

自上世紀80年代後半期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西奧多·萊維特提出Global Economy這一語詞以後,經濟全球化就作為當代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徵之一牢牢佔據着世界經濟舞台。但近些年來,經濟全球化日益遭到“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嚴峻挑戰。此次新冠疫情對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所造成的阻斷和衝擊,給經濟全球化再次蒙上了陰影。一些人甚至認為:“新冠疫情是壓垮經濟全球化的最後一根稻草”。對經濟全球化的擔憂、質疑不斷。

我一直認為,經濟全球化的產生與發展有其深刻的歷史依據與理論邏輯,其趨勢是不可改變的,幾年前,我在“全球化邏輯與中國道路”一文中闡釋了我對經濟全球化的理解,現在我仍然堅持這些基本觀點。

如果從歷史性、週期性、人類天性、不確定性和互聯性等五個維度來觀察世界經濟演進的歷程,我們完全可以説,經濟全球化絕非現代文明的產物,而是人類歷史上從未中斷持續進行的活動,因為無論按照哪種釋義,經濟全球化的活動顯然在20世紀之前就已經存在了,人們完全沒有必要為其戴上現代性的光環,然後再在後現代的反思中將其打破。

但我們必須看到,21世紀的經濟全球化是基於信息文明基礎之上的,這是一個被人忽略的視角。在我看來,如果全球化在工業化時代是“一個在全球空間與實踐領域中促進各種活動、孕育各種動機的演繹過程”(《韋氏詞典》定義)的話,那麼,在人類的生產和交往越來越離不開以互聯網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的背景下,全球化趨勢只會是一個依據其固有的內在邏輯,更加不可逆的一個進程。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都在世界的互聯網內,無法封閉,無法壟斷,也無法退卻。明白了這一點,我們也許就會理解,儘管“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的行為層出不窮,但全球化的步伐卻始終無法真正停歇。

而我們更應當清楚的是,與傳統的工業社會相比,信息社會在資源的特性、資源配置的原則與方式、供需規律、經濟增長、競爭與壟斷、經濟安全等方面存在諸多重要差異。建立在傳統工業社會基礎上的全球化必須做出各種改變和替代來適應信息社會的要求,才能使得全球化順利推進。因此,全球化在推進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不是其依據自身邏輯演進而固有的缺陷,而是外部因素導致的問題。我們不能犯將髒水和孩子一起潑掉的錯誤。

當然,我們不能不警惕當前國際上出現的“去中國化”、或與中國經濟“脱鈎”的言論及行為。對此,我有三點想法和建議:第一,戰術上重視,認真做好我們自己的事情。第二,如果是純經濟因素,相信並尊重經濟規律的作用。全球化的一個顯著特徵是各種要素的跨國流動。西方經濟學家們用要素價格均等化理論證明了要素自由流動的天然合理性。而實際上,中國的司馬遷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深刻地指出:“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應當説,資本逐利的天性讓人類文明從誕生之日起就孕育着全球化的基因。第三,如果“去中國化”“與中國經濟脱鈎”的鼓譟是西方一些少數政客憑藉疫情打壓中國,那就勇敢地面對吧。

2018年底,華為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成為世界矚目的焦點後,很少接受媒體採訪的任正非在接受BBC專訪時説道:“美國不可能摧毀華為,世界離不開我們,因為我們更先進。”2019年,我在為“北大經濟學院‘兩會’專家學者筆談”所做的代序中,以“世界離不開我們”作為標題,向任正非先生表達崇高的敬意。我説道:“世界離不開我們,任正非在堅定中透出的那份自信與底氣,讓我欣賞與欽佩。而這份底氣,着實來之不易。世界離不開我們,這一‘底氣’是中國的革命先輩用艱苦卓絕和流血犧牲換來的。世界離不開我們,這一‘底氣’是中國的科技工作者用自強不息和嘔心瀝血掙來的。世界離不開我們,這一‘底氣’是全體中國人民通過改革開放,用奮發圖強和巨大成就贏來的。”

5000年的中國走過來了,1840年的中國走過來了,1949年的中國走過來了,1978年的中國走過來了。我相信,2020年的中國不可能走不過來。

第六,新冠病毒以一種“慘烈的方式,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諦和精髓,真實、立體、客觀地展示到了全人類的前面。具有風險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特徵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唯有攜手應對,才能共同戰勝疫情。

新冠病毒爆發以來,世界上所有的國家幾乎無一倖免。病毒以一種慘烈、但“不失平等”的方式,對人類的不同民族、不同性別、不同膚色、不同年齡的人發起了全方位的肆意攻擊,由此將“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理念的真諦和精髓,真實、立體、客觀地展現到了全人類的前面,傳遞出一個樸素的道理,那就是:人類面對的是共同的病毒風險,人類具有維護自己生命健康的共同利益,人類承擔着抗擊疫情的共同責任。只要這個共同體有裂縫,病毒就能輕易撕開一個口子,並長驅直入,侵入到這個共同體的其他方面,由此損害全人類所有人的利益。

由此可見,唯有全人類團結合作,攜手應對,才能共同戰勝疫情。從歷史來看,天花,黑死病等重大瘟疫的根除;印度洋海嘯、美國“卡特里娜”颶風、中國汶川大地震的救援;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的應對,無一不是國際社會共同合作的結果,無不彰顯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力量。

今天,人類用“醫學隔離”來“悶死”病毒,是希望用短暫的“分離”來換取長久的“互聯”。中國人民用了巨大的犧牲來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中國在促進抗疫國際合作中展現出了負責任的大國擔當。我們絕不希望看到國際社會之間的“隔離”和脱鈎,因為如果那樣,那將是病毒的勝利,那將是人類的悲哀!

2007年,《世界是平的》一書的作者托馬斯·弗裏德曼在描述他第一次看到柏林牆的感受時,這樣説道:“當時覺得這真是件很古怪的事情:在一座現代化的城市裏建造這樣一堵牆,目的僅僅是為了阻止住在牆一側的人欣賞,甚至窺視、流動”。

沒有人希望被隔離。但在關乎健康、生命的前提下,我們別無選擇。正是這樣一個看似違反人類天性的事物,有效隔絕了病毒的傳播,在近十個世紀中發揮着守護人類生命健康的作用。此次中國和世界各國正反兩方面的實踐也充分證明,實行嚴格的隔離措施,是阻斷、控制這場重大疫情的不二法則。

每個人都希望儘快解除隔離,但“客觀隔離”被拆除的時間,不僅取決於醫療技術,特別是疫苗的發明,更取決於人類自己的“主觀態度”。

如果人類能隔離恐懼、無知、愚昧、邪惡、偏見、傲慢、仇怨、憎恨;如果人類能擁抱科學、博愛、理性、理智、互信、互助、團結、合作;那麼, “物理的隔離”就能儘快拆除,人類就能繼續遵循着社會發展“否定之否定”的客觀規律,在新型全球化時代繼續更好地前行。

作者簡介

孫祁祥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博雅特聘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

兼任北京大學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近期主要研究領域:商保、社保、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主持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發改委等部委和國際著名機構委託的科研課題30餘項。

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等20多項科研、教學獎;榮獲“北京大學最受學生愛戴的十佳教師”“北京大學十佳導師”“北京市教學名師”“中國經濟女性年度人物”“全國三八紅旗手標兵”等榮譽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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